公民论坛

2025年是中国女权五姐妹事件十周年。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夕，五名计划在3月8日举行反对公交车上性骚扰行为的宣传活动的女权活动人士被有关当局带走拘押。她们是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李麦子）和武嵘嵘。她们分别在广州、杭州和北京等地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37天。这一事件让一度十分活跃的中国女权活动陷入低谷。一些女权媒体平台陆续被关闭，一些活动人士也被迫离开中国。2019年底新冠疫情自中国武汉迅速蔓延全球，中国进入了几乎是全球最严厉的封城防疫阶段，伴随着无数病毒之外的次生灾难，并最终在2022年底在中国上百座城市引爆了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女权运动被认为陷入低谷的时候，站在这场“白纸运动“前线的人中，有很多女性的身影。

2020年初，因为新冠疫情爆发而返回中国的留学生夏巢川就是上海“白纸运动”的一名参与者。她也为此而遭到警方拘捕并关押。一年之后，她又因为借“万圣节”活动纪念“白纸运动”而再次遭到拘捕。她形容这两次在中国看守所的经历是“地狱般的日子“。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就邀请再度离开中国的夏巢川女士，谈谈她的女权活动经历和她对中国女权运动现状的看法。

地下隐蔽的活动方式: 中国女权运动的独特路径

法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参加中国的女权活动的经历。您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在这之前您就有参加女权活动的经历呢？还是说您回到中国以后发现一些问题呢？

夏巢川：其实，改变我的契机，主要是我在苏格兰上大学的时候选了性别研究课程。那些课程对我很有启发，让我看到了很多国外关于女权运动以及一些性少数人群的组织是如何运作的。我当时就萌生了很多想法，觉得我如果回到中国，我可不可以去和中国的那些女权行动者和性少数的活动者一起去推动一些中国的性别平权。我的心理研究课上一位教授讲过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们在大学课堂上讲的所有内容都很书面、很学术。但是，真正面对女权运动，你们需要忘掉这里学到的术语，你们需要回到社会里面，用最简单的语言去给大家讲什么是女权……当时我很被触动，就想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参与到一些更在地的，比如说在中国的性别运动中去。

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疫情爆发不久的时候，回到了中国。当时我接触到一些女权和性别运动的地下社群。我很快意识到，现实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在国外看到的是一种更生机勃勃、非常有组织、有系统性的去开展运动的模式。在国外，大家可以用out aloud，就是很大声的方式，向外界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在国内，这样的运动路径或者方法是不可行的。（在）国内，大家是用一种更地下、更隐蔽的方式去活动。这相当于拓宽了我的认知。我第一次认识到，社会运动不止是像国外那样，需要大家站在街头去表达、去讲，让人们看到自己，而是也有很多在地下的连接。而且，我很感激这段经历给我的一些启发，因为我觉得，其实女权活动中很重要一部分，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那并不是把人当做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去看待，而是去看到更真实的人，去看到人和人之间那种情感的细节，那种微妙的联系。所以在中国的这种地下环境里面，我得以体会到了很多在国外体会不到的那种姐妹情谊、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法广：您提到这是一种地下的联络。中国的女权活动，尤其是女权行动派在2015年受到打压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再有公共的空间，开展公开的活动。这种地下联络方式只是因为她们比较低调，还是说，这些活动的确就是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在运作的呢？

夏巢川：我感觉这种低调更是一种大家不得已而为之。我其实很遗憾错过了中国女权黄金时期，也就是2015年女权五姐妹事件之前的那段时期。但是我觉得，中国其实没有过一个真正自由的时期，让大家可以真的站在街头，随心所欲的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我会觉得，中国的女权从诞生起，也许就带了很多地下的性质。2015年对于中国的女权活动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但我还是觉得它的确有一种独特的脉络或者路径，它会通过地下、而不是地上的方式去展开。这和中国这种很严酷的政府打压是分不开的。

法广：这些地下联络的方式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还是说这只是一种同温层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呢？

夏巢川：女权是一个很广泛的光谱，它不是只有一种人参与，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我们就以线上和线下为例。线上的话，女权活动的动员能力其实很强，可以动员到很多很多人参与进来。但是在中国目前环境下，大家可能又会受禁于一些比较温和的议题，以一种相对可见的方式去动员彼此，动员更普通的女性，（让）她们参与到女权的话题讨论种。这种讨论可能不是很学术，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女权，什么是女性，什么是女性权益？每个人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同时，在这些活动之外，我也接触到一些更专业的工作者，比如一些媒体从业者、一些之前参与过NGO、研究过NGO公益活动的那些人。他们的女权活动路径会更隐蔽，更注意自我保护。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可能也比起公众传播更上层一些，他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国外的、国际倡导的渠道，比如联合国、一些国家的议会、或者像欧盟议会等这类机构，他们会对国内的情况去做收集、研究，然后想办法通过国际渠道，放大中国女性的遭遇。他们是我最尊敬的一群人，而且他们做的事情最危险。

至于线下的活动，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地下、更隐蔽的活动环境。一般说来，国内女权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可能主要出现在上海、广州等地。这种活跃现在可能也面对更严重的打压。也许在一些更小的地区，他们会有新的活跃气氛出现。我感受，比如说在上海，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女权社群，但大家某种程度上会以一种同温层的形式存在，很多是以微信群组、公众号的形式，可能会召集一些活动，比如读书会、讨论会，或者观影会。还有一些像地下的女权酒吧这样的场所。但是这些活动处在一个很矛盾的境况中：他们不可以过多地宣传，因为一旦宣传，就会引起上层的注意，但他们又必须尽可能去争取更多的观众。这些社群有很多活动的技巧。比如可能不会公开地址，然后可能会随时取消或者更换活动地点，比如怎么样措词？怎么样选择场地？哪些场地是比较友好的场地……这些都需要很丰富的活动经验。

法广：那从您个人的观察来看，这些活动主要关心的话题会有哪些？

夏巢川：如果是线下活动，因为大家是普遍可能生活在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大家的经济条件或者说自身的阶层会更好一点点，其中也会有一些归国留学生，大家关注的主题更偏向于比如女权理论，会有一些关于女权书籍的读书会，也会有一些结合国内议题的讨论，是一种理论和实践放在一起的方式。比如国内之前一个很有名的组织，会演出«阴道独白»。这是一部法国戏剧，他们把它改编成中国的版本，然后在中国，或者地上或者地下的去巡回演出。但是2020年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已经见不到有这种地上的«阴道独白»演出了。他们已经转为那种地下的剧本朗读会。大家在一个完全封闭、不公开的设置里面，一起去读剧本或者改剧本。

“越是受到打压的人，越会不得不走在最前面”

法广：2022年底，中国的新冠疫情防疫措施宣布解封之前，有过一场规模很大的民间抗争运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白纸运动”。海内外的媒体都注意到，在这场运动中，站在运动前线的人中，很多都是女性。您怎么看这样的情形：为什么这些女性会站在最前线？

夏巢川：这一点我很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是白纸运动的亲历者。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在抗议现场的第一排，真的有很多很多是女性，——也不只是女性，还有性少数群体，就是酷儿，也包括一些同性恋群体和维吾尔人。我记得有一句话曾很触动我，就是：越是受到打压的人，越会不得不走在最前面。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一种迫不得已……我自己对此感同身受，因为我自己一直作为性少数的身份长大，我感受到很多社会的不公，觉得我在社会上生存的难度会比别人大很多。我要生存下来，获得和别人一样权利，只能通过我自己不断抗争来获取。就是说，别人可以正常享受、正常拥有的那种生活，我则必须要一直不停的抗争。这种抗争意识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当抗议发生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觉得我就是要走在前面，因为这就是我一直的生活的样子。

社会运动历史书写对女性声音的忽视

我也注意到，在白纸运动之后，有一些人认为，站在前线的是女性的说法，太压过男性的声音，是一种海外媒体刻意放大的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恰恰相反：在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中，社会关于抗议、关于社会运动、甚至包括共产党自己叙述，都非常非常忽略女性的声音。这些叙述把政治和社会运动看作男性主导的事情，这也导致男性的声音越来越被放大，导致男性自己会承担起社会运动的主要角色，而其中女性的声音被忽略。我很开心看到现在关于社会运动的记录和描述越来越多的重新重视女性、性少数等这些本来就存在的社会运动参与者。而且这些更没有特权的一群人走在前线的时候，其实承担着更多的风险。我觉得这种去看到女性、看到性少数的过程，是一种重新对社会运动的书写或者重新对社会运动的描述。

中国女权运动的草根形态与父权烙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抗争

法广：中国社会近些年出现一种对女权活动的妖魔化的声音，尤其是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女性已经有足够多的权利。您对怎么看？

夏巢川：我觉得这其中混杂着中国的整个父权文化和中国官方本身很父权的意识形态，再加上官方的打压，以及官方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排斥等几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尤其是中国官方有一种很好笑的视角，觉得，只要不是共产党的就是坏的，只要是西方来的就是坏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分清楚是黑或者是白这样一种很对立的视角，结果就把很多共产党员自称拥有的一些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推向它的对立面。比如女权议题、性少数议题、甚至劳工议题，都会被他们污蔑成一种西方的境外势力或者西方舶来的一种东西。他们以为，通过这种异化或者外化，大家就会觉得女权是外来的，女权是不属于中国的，或者性少数是不属于中国的。但其实他们这样做，反而一直在忽视中国现实存在的很多体现女权抗争、同性恋平权等努力的历史。我觉得，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其实一直在被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塑造。中国女权运动能在地下一直这样努力地去与这种文化抗争，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是在打一场不平衡的战斗：我们不得不以草根的形态，去和他们整个宣传机器以及根深蒂固文化战斗。但是我们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女权如今可能是中国最活跃的一种社会运动。我相信这种运动不会消亡，它会越来越蓬勃发展。

如果能向还在坚持女权运动的人说一些话的话，我想说：大家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已经非常非常勇敢了。女权运动中，我们有过太多太多的负面情绪，很多真正推动女权运动的事件（让人）很难过，因为它们都是一些负面的事件，比如铁链女，比如唐山打人（事件）。这让我们很多人都陷于一种政治抑郁中，在一种悲痛或者愤怒中连接彼此并且前进。我想说，大家可以让自己更开心，可以让自己更积极，因为我觉得女权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关于自己的、关于情绪的、关于一种不是那么公共的而是更私人的社会运动。而私人的情绪就应该是开心。我们要更骄傲、更开心的走下去，让自己更被他人看到，让自己活得更骄傲。这样的情绪其实也会感染到很多很多人。而且我相信，大家走到现在所取得的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