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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从偏见到仇恨》(The Science of Hate),作者是英国的犯罪学教授马修·威廉斯。
作为一名关注仇恨犯罪超过20年的研究者,本书的作者引用了来自脑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社会政策等等不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最终告诉我们说——
我们无法找到一颗神奇的银色子弹(Silver Bullet)去解释甚至消除仇恨:无论是大脑的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 还是童年时候的成长环境与原生家庭,无论是贫困、失业、酗酒、疾病所导致的个人困境,还是社交媒体的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所导致的观点极化,都不能单一地解释偏见和仇恨,更不能指望通过某种算法模型去预测甚至干预下一次仇恨犯罪行为。
在我看来,理解偏见与仇恨,并不意味着,要把某一个极端个案的行为上升到某一个群体,也不意味着,我们试图为某些极端行为寻找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相反,只有在理解了偏见和仇恨发生机制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我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位置,我们才有可能回答,我们究竟应该何以自处,又如何与他人相处。
【片尾BGM】
大地的孩子-罗大佑
【时间轴】
06:11 第一个问题:那些仇恨犯罪的人是否都是一些生物学意义上的“怪人”?他们的大脑皮层是否与“一般人”不同?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脑神经科学解释仇恨?
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医学扫描新技术的发展,科学界的共识十分明确:在生命之初,没有人的大脑中被预先装载了偏见或仇恨。我们的大脑似乎倾向于区分“我们”和“他们”,但“我们”和“他们”是谁,是后天习得的,而且并非一成不变的。
大脑图像虽然告诉我们仇恨可能与神经系统有关,却无法向我们说明扫描仪之外的情况——它无法告诉我们哪些个体、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可能施加影响,让我们建立那些区分“我们”和“他们”的范畴。
19:19 第二个问题:“偏见”到底从哪里来?如果说偏见是后天建构的结果,对于成年人而言,偏见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
一旦区分内外群体后,即使群体间的差异微乎其微,或者说毫无意义,和外群体(“他们”)相比,我们依然会给到自己所属的内群体(“我们”)更大的奖励。
我们都有着相同的心理机制——倾向于把人进行分类,并会自动偏向于更像自己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进行调整,这就可能会成为产生偏见和仇恨的前兆。
39:46 第三个问题: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推荐算法如何影响了从偏见到仇恨的“引爆”过程?为什么说每一次争议事件都会在舆论场留下它的“痕迹”?
我们对威胁的感知总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科学表明,环境越恶劣我们感受到的威胁就越多、越极端。一项针对12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经济衰退且拥有大量少数族裔移民的国家,其种族偏见程度远远高于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
长期的经济衰退、敌对的政治环境、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大规模流行病的传播,是少数几个可以过度激活人类威胁检测机制的宏观事件。当这种过度激活发生在某个地方,且那里存在某个明显具备威胁性的外群体时,就会在群体间催生带有偏见的敌对状态。
通常在触发事件发生后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互联网用户的仇恨情绪会达到巅峰,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热度会慢慢过去,发布仇恨帖子的行为会随之减少。然而,在接下来几周到几个月内,我们可以观察到,仇恨言论产生和传播的平均次数仍然高于触发事件发生之前。这可能意味着,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网络仇恨言论的基准线已经发生了改变。
58:42 第四个问题:面对网络戾气,除了保持沉默还能做些什么?如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么发声还有意义么?在全球化的落日余晖之中,谈论多元与包容还有意义么?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已经进行过500多项研究,这些研究在一系列身份不同的群体中验证了群体间的接触理论,研究对象来自38个国家,超过25万人。他们得到了同一个结论,即在适当的条件下,积极接触可以减少偏见和仇恨。
偏见态度最容易发生改变的是儿童和大学生。超过50年的研究表明,娱乐环境中的接触对减少偏见的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工作、教育和居住环境中的接触。
当我们知道了,在12-15岁的青少年中间,有一半都在网上看到过仇恨言论时,便知道互联网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算法从我们发布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中不断学习,再生成我们在互联网上所接触到的内容,由此创造了一个有毒的网络环境,使仇恨言论成为常态。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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